「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哪裡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昨日(2013, May 19th)，是詹益樺先生自焚抗議二十四週年的紀念日。他當初留下了的一句話，仍舊迴繞在很多人的心中。裡面可以細分為兩個問題：
1) 弱者被變為弱者的原因是甚麼?
2) 我們要在哪個地方扶起他們?
扶起弱者：社會主義從資源重分配著手
所謂的左派，或者是說社會主義的概念，是這麼樣衍生出來的：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打破跨世代資源壟斷的問題。換句話說，新的一個世代並不會因為上一個世代的資源累積/匱乏，而影響了他們的選擇。每個孩子出生的當下應該是公平的，不應該受到他們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限制他們的發展機會。舉例來說：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國家應該要提供普遍且可負擔的廣泛教育機會，讓每個新生命可以在社會裡面有公平競爭的條件。
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有很多機制：有人主張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沒有辦法透過緩慢的進程解決，因而主張比較激進的階級鬥爭，重新建立政體；另外一群人主張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可以透過民主政府的稅收重分配，來達成相似的效果。
激進的左派立場認為社會的壓迫跟階級的對立無法因為制度緩慢的改變而緩和，所以強調武裝的革命；破壞性的打破現有僵局。我們大概都知道這樣的狀態會出現甚麼問題：壟斷生產資源的階級只是轉換，並沒有消滅。也就是George Orwell 在他著名的小說"Animal Farm" (動物農莊)一文中所說,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歐洲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路線主張的是另外一種機制：也就是政府干預補貼相當多的市場。通常這樣的社會中都有很高的稅率，由政府主導將這些稅收投入到特定的部門。從教育、醫療、退休福利/保險機制等。群眾通常認為政府可以進行很多的干涉，只要干涉的出發點是"良善的"。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在很多機制下創造"公平"出現。
誰來主持重分配？
這樣的社會機制在現階段遇到了許多的挑戰，政策設計的同時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說：有經濟能力的家庭跟沒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同樣受到補貼；或者是在產業上，沒有生產力的單位一直受到政府的補貼。 這樣的經濟資源分配並不能說是適當，換句話說：這些都只是一些資源的重分配，但並不是讓資源往最有效率的地方前進。
問題在於： "誰來主持這樣的重分配? 誰要被收取,而誰要取得重分配的資源?"
從上述的脈絡就可以看到，如果選民相信社會主義的主張，那麼自然會選擇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來進行資源的重分配行為。政府透過收取稅金，來分配到各項部門去。然而，政府決定誰要收取到這樣的分配，誰不能收取，得透過立法程序，再透過行政效率執行。這樣的重分配真正能夠達到照顧弱勢的方式嗎? 自由經濟學家不這麼認為。自由派的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政府補助不應該持續。好吧，就算持續，也要在極有限的規模中進行。
誰來主持重分配？
這樣的社會機制在現階段遇到了許多的挑戰，政策設計的同時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說：有經濟能力的家庭跟沒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同樣受到補貼；或者是在產業上，沒有生產力的單位一直受到政府的補貼。 這樣的經濟資源分配並不能說是適當，換句話說：這些都只是一些資源的重分配，但並不是讓資源往最有效率的地方前進。
問題在於： "誰來主持這樣的重分配? 誰要被收取,而誰要取得重分配的資源?"
從上述的脈絡就可以看到，如果選民相信社會主義的主張，那麼自然會選擇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來進行資源的重分配行為。政府透過收取稅金，來分配到各項部門去。然而，政府決定誰要收取到這樣的分配，誰不能收取，得透過立法程序，再透過行政效率執行。這樣的重分配真正能夠達到照顧弱勢的方式嗎? 自由經濟學家不這麼認為。自由派的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政府補助不應該持續。好吧，就算持續，也要在極有限的規模中進行。
政府並不是進行生產創造的經濟單位，他們只是資源重分配的單位。資源必定會在重分配的過程中被浪費掉。比如說：幫助不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被有些人找到法規漏洞去拿到資源。重分配的監督機制也很花心力時間，我們需要許多人力(公務人員)，時間(不定期稽核)去進行監督。最糟的狀況是：當外部經濟衝擊發生，造成稅收減少，或者是資源被無止境的浪費，最終政府資源枯竭的同時(就像歐洲許多國家面對債務危機)，更全面的受害者則是當初最需要補助的那群人。
抽象的描述可能很難引起共鳴，我推薦影集"唐頓莊園"中的故事。劇中的貴族階級有如政府，他們經營莊園就有如經營一個國家的經濟。當莊園管理不善，可能得透過外來的資源(迎娶有錢人家女兒，或者是透過繼承取得外部資源)維持，但在外部環境衝擊下(1928-1930美國經濟大蕭條)，莊園經濟還是會再次落入困境。最後受害的，不僅僅是莊園主人，還包括他最想要照顧的勞動員工們：家僕、佃農等。
那麼，為何過去我們還是得仰賴政府？現代國家體系的政府，掌握了大部分必要的"資訊"。人口統計，經濟統計等，都由政府由上而下來蒐集。政府擁有最多的工具來進行重分配，但今日呢？拜資訊服務所賜，我們可以有社會福利的創新，而非仰賴政府來做社會福利。
自由經濟下的重分配的創新：
自由派的經濟學家並不是這樣就放棄了較為不幸的人：恰恰相反的，以市場經濟的觀念來看：提供"資源重分配"這項服務，在自由經濟中應該要會出現。從很多實驗經濟學的結果來看，人類直覺會認為不公平是不合理的；而歷史演進也展現了不公平帶來的動亂造成的損害。所以這個服務是迫切被需要的。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的是社會福利的創新，而並不是一切都交給政府。
抽象的描述可能很難引起共鳴，我推薦影集"唐頓莊園"中的故事。劇中的貴族階級有如政府，他們經營莊園就有如經營一個國家的經濟。當莊園管理不善，可能得透過外來的資源(迎娶有錢人家女兒，或者是透過繼承取得外部資源)維持，但在外部環境衝擊下(1928-1930美國經濟大蕭條)，莊園經濟還是會再次落入困境。最後受害的，不僅僅是莊園主人，還包括他最想要照顧的勞動員工們：家僕、佃農等。
那麼，為何過去我們還是得仰賴政府？現代國家體系的政府，掌握了大部分必要的"資訊"。人口統計，經濟統計等，都由政府由上而下來蒐集。政府擁有最多的工具來進行重分配，但今日呢？拜資訊服務所賜，我們可以有社會福利的創新，而非仰賴政府來做社會福利。
自由經濟下的重分配的創新：
自由派的經濟學家並不是這樣就放棄了較為不幸的人：恰恰相反的，以市場經濟的觀念來看：提供"資源重分配"這項服務，在自由經濟中應該要會出現。從很多實驗經濟學的結果來看，人類直覺會認為不公平是不合理的；而歷史演進也展現了不公平帶來的動亂造成的損害。所以這個服務是迫切被需要的。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的是社會福利的創新，而並不是一切都交給政府。
台灣在自由經濟下的創新：善用資訊優勢台灣是個移民社會，中央政府通常管不到這個邊陲地帶。很多角落是無政府的狀態。所以政府在這裡通常不太有用途。資源的移轉跟扶助轉移到一種看不見的"神明"的概念來進行。此外，許多宗族支持的概念存在，也扶助了社會中不同層面的弱勢族群。相似的概念也在西方文化中維繫著(教會)。如果讀者有興趣造訪台灣很多較小的鄉鎮，當地的信仰中心還是承辦著許多獎學金或是社會扶助的工作。
我的前文, "Says who we need government to take care of the less fortunate?" 中，提到了台灣把待用咖啡的概念轉移到了提供待用餐點的概念。加上資訊科技的方式，就形成下圖的樣貌。
這都是一群義工，或是共同分享這樣價值的人主動作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提供的資訊蒐集的"服務"，店家提供餐飲服務，有心募捐的人自然就把資源導向公益慈善。 假設所以商家都誠實報稅的話，政府能夠收到的稅收也增加了。政府並不需要提撥更多的稅收，反而是正向的循環加強稅收。
這是不是一種創新? 是。是不是一種自由經濟? 是。因為這個模式創造了大家沒有想過的服務，提供了市場另外一種選擇。良心跟善心是否可以用錢的方式來衡量? 其實也可以。得到扶助的群體他能夠有力量去進行他正在社會上做的事情：不管是比較少人做資源回收，或者是打零工，或者是學習技能找到下一份工作。他們至少能夠得到一頓溫飽。而我們更能夠確定他們並不會直接拿錢去買酒澆愁，因為這是直接提供食品的服務，讓他能夠度過一陣比較困難的時光。
自由市場同時也伴隨著創新的力量，而大家都有可能從中獲利。沒有免費的午餐：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同時， 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人性在社會中的創新，由市場體制中照護一群比較不幸運的一群人。
後記:
那天跟朋友談論到經濟學的問題, 他講了一句話頗令我省思.
" 經濟學跟到後來就像宗教一樣, 就看你喜歡拜哪尊?"
我在撰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一直想到這個概念：神明。我在上面提到村落的廟宇提供社會福利制度，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其實潛意識都知道人是很難被信任的。所以我們要依託一尊"神明"來為我們主持正義，主持福利。人性很難被變動挑戰，唯有建立一套接近人無法操弄的制度才比較能夠恆久，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而來。
這跟自由經濟的概念有相似的地方：我們希望越少人的干預是越好的。所以，像社會扶助這樣的概念在原始的台灣社會是透過宗教來進行，為什麼我們不能創新一個平台，讓"自由市場"這看不見的一支手來做做看？
最後，我想分享這篇在Bloomberg上，關於Bernanke訪談的文章"悲觀主義者低估了創新可以創造成長的動力" (May 18, 2013)
"今日, 人性的創新潛力跟誘發創新的機制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還龐大"
我的前文, "Says who we need government to take care of the less fortunate?" 中，提到了台灣把待用咖啡的概念轉移到了提供待用餐點的概念。加上資訊科技的方式，就形成下圖的樣貌。
這都是一群義工，或是共同分享這樣價值的人主動作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提供的資訊蒐集的"服務"，店家提供餐飲服務，有心募捐的人自然就把資源導向公益慈善。 假設所以商家都誠實報稅的話，政府能夠收到的稅收也增加了。政府並不需要提撥更多的稅收，反而是正向的循環加強稅收。
這是不是一種創新? 是。是不是一種自由經濟? 是。因為這個模式創造了大家沒有想過的服務，提供了市場另外一種選擇。良心跟善心是否可以用錢的方式來衡量? 其實也可以。得到扶助的群體他能夠有力量去進行他正在社會上做的事情：不管是比較少人做資源回收，或者是打零工，或者是學習技能找到下一份工作。他們至少能夠得到一頓溫飽。而我們更能夠確定他們並不會直接拿錢去買酒澆愁，因為這是直接提供食品的服務，讓他能夠度過一陣比較困難的時光。
自由市場同時也伴隨著創新的力量，而大家都有可能從中獲利。沒有免費的午餐：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同時， 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人性在社會中的創新，由市場體制中照護一群比較不幸運的一群人。
後記:
那天跟朋友談論到經濟學的問題, 他講了一句話頗令我省思.
" 經濟學跟到後來就像宗教一樣, 就看你喜歡拜哪尊?"
我在撰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一直想到這個概念：神明。我在上面提到村落的廟宇提供社會福利制度，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其實潛意識都知道人是很難被信任的。所以我們要依託一尊"神明"來為我們主持正義，主持福利。人性很難被變動挑戰，唯有建立一套接近人無法操弄的制度才比較能夠恆久，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而來。
這跟自由經濟的概念有相似的地方：我們希望越少人的干預是越好的。所以，像社會扶助這樣的概念在原始的台灣社會是透過宗教來進行，為什麼我們不能創新一個平台，讓"自由市場"這看不見的一支手來做做看？
最後，我想分享這篇在Bloomberg上，關於Bernanke訪談的文章"悲觀主義者低估了創新可以創造成長的動力" (May 18, 2013)
“Both humanity’s capacity to innovate and the incentives to
innovate are greater today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今日, 人性的創新潛力跟誘發創新的機制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還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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